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何光沪(资料图)

  受访嘉宾: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特约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何光沪自选集》、《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天人之际》和《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等。

       蒋保信,共识网编辑

       基督教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蒋保信:我在秋风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从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这种转向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外,还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其实,杨小凯就写过文章,论证宪政与基督教之间的直接关系。您怎样看待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转向?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吗?

  何光沪:我没读过秋风这篇文章。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要有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光听您转述的这段话,好像秋风也觉得基督教是有这个作用?

  蒋保信:在那篇文章里,秋风应该是没表述自己的态度。

  何光沪:他现在是主张儒学。至于杨小凯的论证,我知道一些,他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还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说明多数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其实韦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靠土豆为生。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 and Anne 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都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蒋保信:说具体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社会转型中复杂的、尖锐的众多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那当然会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據: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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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则回复 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1. Henry 留言:

    哲學教授應該明白,對於基督教對中國的貢獻有正反兩面。不能對持不同意見的人謾罵為忘恩負義。
    應該用教義去感化,而對不接受你意見的人要forg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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