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以最简单的方式谈谈中国模式(提纲版)

谈论中国模式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下面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是想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首先,存在不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模式无非是在某件事情上一组独特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内在自洽的逻辑,在逻辑的背后有某种价值或理论的假定。只要有这三个因素,我觉得就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

对模式解释的最基本要求:对一种模式的解说,必须能够解释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包括它的成就和问题。

中国模式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讨论:(1)价值目标:即作为模式的深层理由,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轻重缓急的判断,包括对说明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价值判断。(2)相应的体制:为了推进这样的一种目标,需要由一种体制来实现,这种体制会体现出价值目标的独特性。(3)特有的机制:也就是说,要有一套有关做法的独特安排。(4)运行逻辑:在该模式运行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实践中的逻辑,这种逻辑本身会成为影响其后来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从这四个层面来看中国模式。

1、价值层面:绝对发展主义。撇开有关发展主义的复杂讨论,我们可以最简单地把发展主义理解为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为什么加了个“绝对”的修饰词?是为了强调为了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个理由在当时之所以能够成立,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以此结束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确立历史性转折点;第二,通过发展经济结束由于经济长期停滞而造成的普遍贫困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当时的口号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在这三个因素中,都包含着对政权合法性的关切。

2、体制层面:杂糅了市场因素的举国体制。最简单地说,举国体制就是运用行政权力的力量,集中全国最主要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集中用于被认为最重要的环节与项目。举国体制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体育。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首先,必须有一种集中化的总体性权力,并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次,行政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举国体制表现得更为纯粹。当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压抑了民间的动力。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释放出市场的因素,但这种释放要以保障权力控制力为前提。

3、机制层面: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举国体制同时也是一种动员体制。但这种动员如何实现?它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率的行政执行系统,而且这个行政执行系统能够准确按照上级的意志行事。为了做到这一点,具体的做法就是,以经济增长甚至以GDP作为各级党政主官的考核指标。对于这种考核方式,尽管体制本身也觉得有种种弊端,并多次力图扭转和改革,实际上就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这样的考核方式,举国体制的基本机制就失效了。当然这只是机制的明的一面。这种机制还有暗的一面,即对于官员一定程度贪腐行为的容忍和默认。因为当官员意识到,发展经济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时候,无疑会产生更强的动力。

4、实践逻辑:如果仅仅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上述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是完美无缺的:假如上面有个无所不能的智者,能做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然后集中所有重要的资源,用最高的效率实现所设定的目标,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模式。问题是,理论上的逻辑与实践中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上述的各个环节都会出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对举国体制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模式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对此存在巨大的分歧。讨论这种分歧,以及对这种模式做出总体评价,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想指出其讨论中的一个误区。评价举国体制的时候,人们总是被其极强的效率所吸引。是啊,按照一个意志,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这效率得有多高,这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情!如果特朗普有这么做的可能,他不想尝试一下吗?但是,请注意下面这一点。

很多事情中的效率,从不同时间段来衡量,结论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前面说过,绝对发展主义的含义之一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宁可牺牲环境也要发展经济,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不愿明言的共识。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效率会更高。但同时付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也极大。于是,开始集中治理环境。在举国体制下,治理环境的效率也会很高。工厂说关就关,正常的经济活动说停就停,效率也会高于其他体制。但是,把两者放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综合来看呢?结论就会很不一样。

每期一图

2017年10月摄于内蒙达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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