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四):“谁会记住他”

谢燕益

作为中国的人权律师,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被警方骚扰、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遭遇。

11月中旬,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给谢燕益的哥哥谢伟(音)打电话,给出一个提议。警察已经告诉谢燕益他的女儿出生了,但他依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警察担心,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会有激烈反应。如果谢伟同意告诉谢燕益母亲去世的消息,警察会安排他们兄弟见面。谢伟同意了。那将是谢燕益被捕16个月后,第一次有人见到他。

会面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谢燕益在说话。他谈到了人性、哲学和民主,以及他在看守所学到的东西。他说,他的监禁对警卫和官员来说也很重要。“那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他对哥哥说。“官员们也需要被这段经历改变、点醒。要想看到光明,这是必需的。”

中午时分,午餐送来了。吃饭时,谢燕益对坐在旁边的副局长说,在监禁的前六个月,他们每天给他三个馒头,但他从来最多只吃一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它们都吃光吗?”他问副局长。“我在让自己做好挨饿的准备。我想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副局长不自在地笑了起来。

谢燕益似乎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他没有询问被监禁的朋友和同事的状况,也没有问起妻子和刚出生的尚未命名的女儿的情况。他说了很多话,但谢伟不记得他问过一个问题。

似乎只有母亲去世的消息把他短暂地带回了尘世。谢伟不愿提起这个话题,他希望能有什么办法回避它。但警察打断了他们,提醒他之前的协议。谢伟不情愿地说出了这个消息。一开始,谢燕益不肯相信。谢伟坐到弟弟旁边的椅子上,搂住他的双臂。“我跟他说,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谢伟说。“他觉得告诉他这个消息很残忍。”谢燕益开始哭,有几分钟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恢复平静后,谢燕益说,释放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母亲扫墓。

母亲去世的消息一传达完,会面很快就结束了。谢燕益被带走时,谢伟问警察是否还有可能再见面。警察还没回答,谢燕益就说,没必要。“你有自己的工作,来天津挺累人的,”他说。谢伟再次询问时,警察表示,他们会申请的。“没必要,”谢燕益再次表示。“我能照顾好自己。”他被几名警卫带走,消失在一扇铁门之后。

后来,原姗姗在听谢伟讲述这次会面时,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但是最后,她身体前倾,骄傲地谈起丈夫的决心。“他打算在监狱里度过一生,”她说。“他会把自己的案子当成是对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牺牲。”原姗姗说,被捕前,丈夫曾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现在,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梁小军似乎也被这个消息鼓舞了。“听到这些,我很高兴,”他对原姗姗和谢伟说。“不过我不觉得意外。我知道他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不过私下里,梁小军则有些不确定。“谢燕益在谈论哲学,而我们在处理他的案子,”原姗姗和谢伟离开后,谢小军对我说。其他很多人在继续争取和盼望谢燕益重获自由,而他已放弃斗争,这令人难以接受。

梁小军需要重新开始工作。原姗姗让他为可能出现的审判做准备,他已经开始起草辩护陈词。但是现在,他不确定该说什么,或者该如何操作。他的客户——也是他的朋友——似乎比他料想的更加迷失。

一天下午,我看见梁小军在办公桌前,俯身翻看一本发黄卷角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希望找到推进谢燕益案子的新方法。我进去时,梁小军放下那本法律书,揉了揉太阳穴。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耳鬓的白发已经向上蔓延至头顶。“我知道我们赢不了,”他缓慢而平静地说。“我们无法为客户做无罪辩护。对这些人权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会面,鼓励他们,把他们的消息传到外界。只有律师能这样做。所以我会继续为他们辩护。”梁小军停下来,摸了一下桌上的一杯正在变凉的茶。“也许将来,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看谢燕益等律师的牺牲,我们会发现那是值得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暴露出政府的法治是虚假的。”他从书桌前站起来,背对着我。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了。“但是谁会记住他的名字呢?”

自去年夏天709被拘押者的审判开始以来,梁小军等辩护律师得到的消息大多令人沮丧。在审判中,律师们被迫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方式公开认罪。“我想提醒大家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敌对势力的丑恶嘴脸”,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其中一名律师这样说。“永远不要被他们的‘民主’、‘人权’和‘公益’思想蒙骗。”第一位被拘押的律师王宇取保获释时,公布了一个视频,王宇在视频中公开拒绝接受她在狱中时获得的几个奖项,包括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一个奖项。“我是中国人,”她说,“我只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

去年9月,中国司法部宣布了几项新措施,显然是针对法律制裁范围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让人权维护运动更有威力。修订后的规定禁止“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等活动。此外,还禁止通过“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或“组织网上聚集”来“制造舆论压力”。并要求律师事务所解雇不服从规定的律师,否则有可能吊销营业执照。去年秋末,又有三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政府关押。

随后,今年1月,首次有律师详细叙述了在709事件中被捕和羁押的经历。此人叫谢阳,是一名人权律师,接过一些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案子。谢阳与谢燕益无亲属关系。谢阳的代理律师公布的会见笔录显示,他在不断轮替的警员、检察官和看守所官员手中经受了为期数月的肉体和精神虐待。谢阳说,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他曾被逮捕他的人以家人的安危相威胁——“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还被告知,对他的拘押已经得到中央政府最高层的批准。如果他想要让审讯停止,只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对方跟他说。“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当他拒绝合作时,酷刑开始了。“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一名审讯者说。“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在坏消息不断涌来之际,梁小军只看到一丝希望。今年1月初,也就是原姗姗首次向他寻求帮助将近一年后,他收到了来自原姗姗的另一条令人意外的讯息。谢燕益已被保释,从拘留中心搬到附近的一家旅馆,接受软禁。天津检方拒绝继续跟进该案。

两周后,谢燕益回到家中。谢家发表了一份声明,表达了对支持者的感谢,并表示,“由于身体和现实情况”,谢燕益一定时期内暂无力参与公共事务,不接受采访和探望。他要花时间多陪孩子家人;首要任务是给11个月大的女儿取名。

直到5月初,谢燕益才开始出门,梁小军终于有机会见到他。两人在北京市中心一处繁忙的地铁站附近的肯德基里会面。他们聊了一下各自的家人,以及谢燕益离开看守所之后如何逐渐调整生活。他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政府的看管人到处跟随着他,虽然并不招摇,但却显而易见。但梁小军注意到,朋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表明遭到监禁的这段时间已经削弱了他的精神。谢燕益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好胜,但他也变得更加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不过他依然在奋力前进。他和妻子终于为女儿起了名字:谢心爱(音)——“感谢爱”。他还接了第一个案子,代理被取缔的法轮功灵修团体成员。尽管有妻子的抗议和人权法的可怕现状,谢燕益却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他没有恐惧,”梁小军说。

谢燕益艰难赢得的自由之下掩盖着更广泛的人权倒退。7月,刘晓波在政府羁押之下去世后,外国政府和国家领袖发表了例行公事的消息,赞扬他并表示哀悼,但全球的反应却是一片缄默。世界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各种与中国的合作息息相关的问题上,诸如经济增长、恐怖主义和朝鲜问题。人权问题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发表的演讲中说,美国再不会“告诉别人怎样生活,做些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去崇拜什么”。刘晓波在隔离和囚禁之中死去之时,“整个世界都在袖手旁观,”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贝瑞特·瑞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说。

在刘晓波去世之前和之后的几天里,梁小军在Twitter上转发了一连串来自朋友和同事的信息,对刘晓波表示赞美和哀悼。但是对于刘晓波的去世在中国境内引发的变化,梁小军表示谨慎。“我认为民主运动会有很大的反应,”他说。“但是政府可能会封禁这方面的消息,或者说是淡化,所以对国内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在中国担任人权律师的九年让梁小军明白,像刘晓波去世这样的失败是一种常态。这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能忍耐。

转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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