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和平理性价值永恒――如何理解刘晓波

刘晓波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刘晓波抱有成见,不理解或低视刘晓波的和平理性的政治追求。譬如对刘晓波关于(六四)广场上没有看到大量伤亡,还有“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表述,甚至他在监狱中说自己受到良好的对待,也为一些人指责(美化了中共监狱)。

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与体悟。

一:从刘晓波广场砸枪说起。

我六四凌晨从长安街撤退到广场,在长安街上就看到许多学生守在路边,持棍或石头准备狙击荷枪实弹的入城部队,但我沿路劝说并阻止,因为这样的冲动带来的只会是无谓牺牲。进入广场之时,我既看到了胸部、背部流血的学生被人携扶着进入广场寻求救援,也看到举着大棒要去冲击包围广场的士兵的学生。当我们阻止时,遇到的喝斥就是:你们是叛徒。

我现在仍然理解当时年轻学子的激烈行为。

再翻看当年关于刘晓波在广场砸枪的过程,他遇到的事态更为激烈、更为严峻。

他先是跪着请求持有机关枪的两位市民,毁弃武器,以保证广场抗议是和平的,特别是不引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想象一下,当士兵们进入广场时,突然遭遇到机关枪扫射,士兵们会有一些伤亡,但更大的伤亡将是广场和平的学生群体。

刘晓波的理性,是基于这样的想象与推测,所以后来他又亲手砸了另一枝半自动步枪。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起始激怒于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下跪提交请愿信,而终于刘晓波下跪,并请求持枪的市民放下武器,最终实现了整个广场绝大多数人和平撤离。

中国传统中素有跪天跪地跪父母,而在广场抗议过程中,却有这样两次例外的下跪,学子们与刘晓波,是请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还有就是请求社会非暴力对抗更强大的暴政。

这一过程中,刘晓波本人甚至遭遇到暴力攻击,被激烈的人视为学贼,要对他暴力清除。无论是持枪做拼死一搏者,还是要誓死坚守广场者,遇到刘晓波这些和平主义者,在一时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外部誓死的过程还没有开始,内部伤害却随时可能发生。

这些人无外两个理由,一是,军人已大开杀戒,我们当然应该武器还击;二是,你们学生与老师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还有退路,我们市民或工人没有退路,只有誓死一搏,你引导学生和平撤离,就等于毁了我就义成仁的梦想。

有人说,广场伤亡太小了,不足以引发更多的人觉醒与起义,这是大错特错,广场不是伤亡太少,而是有理性的人、成人,特别是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一直太少,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也参与示威游行,但实际参与者太少,进入广场核心层,像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这样直接参与到影响活动进程的人,太少了。

我们必须承认:关键时刻成熟学者们的和平理性,是广场和平撤离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六四中共屠城过程中无数伤亡,人们谴责中共血腥、人们遗憾更多的人没有起来,这些都是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年轻的学子们如果当时意识到民运的本质是和平请愿,在和平请愿已被暴力血腥终结之时,要不要以保护自己生命为第一要义?不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人道法则,暴政一染上血腥,它的改变或转型,可能更难。

现在再反观四君子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特别是与中共军方谈判成功,它保护了广场数以千计学生的生命,从刘晓波的生命经历来看,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多的因素,应该是他在广场上与同仁们的和平努力。

二、“广场上”有没有死人是个伪问题

侯德健被中共官方要求作证:广场上没有见到死人。

刘晓波内心挣扎,他知道,如果他说广场上没有死人,无疑是替中共圆谎。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说了自己现场所见,他给自己一个理由是,侯德健已经说出了自己所见。

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当时主要致力于说服学生与市民和平退出广场,他们所在的纪念碑附近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这个地点确实一直风平浪静,但广场周边,却出现各种冲突,特别是被包围之后的天安门前,冲突更为激烈,一些学生去烧军车与坦克,造成伤亡,连施救者也遭到枪击。侯德健与刘晓波无从知道,连我这样一直游走于广场上的全程见证者,也无从知道。

还有,海外媒体所说的北京,泛指中国,而报道中的天安门广场,则泛指长安街与天安门周边,也即,媒体上报道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大量伤亡,泛指北京长安街与天安门等地,而刘晓波、侯德健所说的广场,则完全是自己当晚目力所及之地。

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中,特别是会受到严刑逼迫的情况下,侯、刘等人所做出的证言,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们并没有做伪证,他们说出了局部的真实,至于中共将其利用,是徒劳的,因为无数的照片与录相均可以证实,中共对北京对天安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

任何人借此指责刘晓波、侯德健,都是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理解力。

其三、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相比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你的敌人”,是不是还弱一个层次?

爱你的敌人,这是宗教倡导的超然情怀,而“我没有敌人”,则是刘晓波超然的政治情怀。那些指责刘晓波是“刘无敌”的人士应该反思,刘晓波为什么会如此而言。

刘晓波在广场上砸枪,是因为他没有敌人,如果他当时眼中有敌人,以士兵为敌,那么就会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这是刘晓波追求的和平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吗?后来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签名活动,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批评者也许会说,但他是被独裁者与爪牙们抓捕并迫害的呀。

但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刘晓波都不会认其为敌人(对手都算不上),这些人既是体制的受害者,也是独裁国家的病人,他们的罪错最终会有惩罚或追究,但那也得依法审判,在将来的和平民主进程转型之后,也许审判的结果是对其宽恕与赦免,但刘晓波致力于终结的是造恶的制度。

有多少人用心体会刘晓波如下解释: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眥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自辩书)

改变人,是启蒙与训政过程中的事情,通过革命的方式消灭直接的造恶者,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或者是革命与起义,这当然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方式,但刘晓波追求的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只是不希望中国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由鲜血染成,由人头铺就。也许追求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否定刘晓波的政治追求的合理性。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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