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五环边上学梦:北京首所打工子弟中学的奇迹与困境

蒲公英中学建校12年,见证几千名几乎走投无路的学生的蜕变。如今,奇迹却被挡在了无法竣工的新校舍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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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华的北京西单向正南16公里,路边风景逐渐由高楼变为低矮的旧楼和错落的荒地,在南五环边一条狭窄的小路旁,两扇对开的画满五彩涂鸦的大门内,坐落着北京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一所公益性质打工子弟中学——蒲公英中学。

进京务工农民工的子女与蒲公英不无相似之处,随风飘落,便生根发芽。根据教务处数据,学校创办12年,平均每届200名左右学生,他们接受的小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入学考试及格率是个位数,却能在三年间奇迹般蜕变,许多人以优异成绩继续升读高中、大学,甚至海外深造。截至今年,已有8名蒲公英中学的毕业生获得了奖学金,正在美国攻读、或已完成本科学业,其中不乏杜克大学等名校,还有5名毕业生获得奖学金,正在世界联合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简称UWC)攻读大学预科。

校长郑洪没有想到的是,12年前北京只有这一所公益打工子弟中学,12年后还是只有这一所。12年间,她投入日常教学与管理,甚少对外宣传,学校知名度全靠毕业生和慕名而来的各种国籍的志愿者。学校不断成就奇迹,也遭遇不少难题。

郑洪于哈佛大学留学归国后,在2005年春季创办蒲公英中学。“50后”的她,自言带着那个年代“理想主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凭着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问题的些许认知,“无知无畏”地在朋友帮助下,迈出了第一步。

2005年,北京已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多由流动人口自己创办。由于办中学对教师要求高,且盈利空间小,这200多所学校全部是小学。郑洪觉得孩子们的义务教育没有完成,于是决定办一所初中。没有起步资金,郑洪想到了她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的朋友、几十年没见的发小们。郑洪另有一位在美国认识的好朋友、著名艺术家叶蕾蕾女士,她的弟弟在中国推动志愿者服务,与郑洪素未谋面,便爽快表示“你能募到多少钱,我就再给你多少钱”。这是推动学校起步运转的第一笔资金。

“幸运的是随后就有一批职业女性,到了事业有成的阶段,想回馈社会。她们都觉得这个学校是个很好的机会,愿意参与,手里又有钱。这个女性群体变成了此后每年都会支持学校的组织。”

幸运的事情还有不少。分管教育的时任大兴区副区长于鲁明曾与郑洪同一时期在哈佛进修,两人一起去考察了一些美国的公益教育机构,对非盈利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蒲公英中学创办,负责审批的正是他。

郑洪回忆建校初期,“我说要做非盈利学校,大家都觉得我说错话了。但我并不觉着难,这第一步迈得很小。”

蜕变

郑洪和朋友租了一个旧厂房,改建成教室、宿舍,和操场。学校大门正对面是一栋矮楼,这里是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几个教室,其他班级则分散在周围的平房里。宿舍极尽空间利用,每间宿舍住了16-22人。走在校园里,遇见的每个学生,都会礼貌地问“老师好”。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经历了蜕变。郑洪说,毕业时,这些孩子已与进校时“天壤之别”。

这些孩子学业基础特别差,进校时基本上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比城里孩子落后二到三年,甚至三到四年,有的孩子最简单小数分数加减法都不会,26个英文字母说全的,在面对的几百个孩子里面大概只有几个。“几乎什么都不会,因为小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郑洪反复强调,这不怪孩子,都是学校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绝对不是这个家庭的责任。

“来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5%及格95%不及格,三年之后我们倒过来,90%多都及格。这种学业上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学校比这更大。”

除了学习成绩,由于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蒲公英尤其注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他们跟着父母到这个城市,没工作没住处,没钱没学上,孩子之前的状态就是一直被拒绝,到处找生存出路。这种心态的烙印极深。来到蒲公英之后,他看到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他,重新感受到温暖。我前几天就收到咱们毕业生的一个短信,说她在蒲公英三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

郑洪觉得这很重要。办学不是一个生意,不应仅与就业升学的指标挂钩。一直被拒绝的孩子,在这里重新拥有了信任。在她看来,蒲公英给这些孩子搭上了桥,这个桥可以带他们走很远,一直到他们继续求学、就业,是他们可以带着走一辈子的心态。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加起来,中国大概有一亿。“在将来他们就是构建社会的主力军,绝对不能被边缘化。他们的未来不是被设定好的。”

蒲公英有一系列课程来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很多孩子觉得家长没工作,家里没地方住,没有钱,没有学校上,好像漂着,负面情绪很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一门课叫身路历程。” 第一节课给孩子一张空的中国地图,要求孩子标注自己的老家,然后一一标注在来到北京之前走过的地方。这个过程有时会引起一些无奈和不太让孩子兴奋愉快的回忆。第二步,让孩子回想这一路从家乡开始到学校的所见所闻是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什么,都表达出来画出来。孩子们这会儿就开始越画越兴奋,因为想起了亲情、美景、新鲜事儿,就摆脱了悲哀灰暗的色调。

“当时发给孩子12种颜色的彩色笔,有个孩子把笔夹在胳膊下面在教室前后来回跑,‘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我有这么多的颜色笔!’这对城里孩子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他们特别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绘他生活里的印象。美术和文字是自然有联通的,不用老师去启发。孩子们会开始想写诗,想写特别美好的句子,写不下就粘一条在下面写。”

下一堂课,全班的路线被描在一张图上。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孩子们觉得大家经历都一样,不会再觉得自己抬不起头,说不出口。班级的氛围就变了,孩子的心境也变了。

这个办法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面对实际情况的灵机一动。还有一些课程则是借鉴来的,比如“问题树”与“生命树”。

蒲公英的新生中有一些在社会“混”过一两年的孩子,打群架曾经是令老师头疼不已的问题。郑洪从柬埔寨的流浪儿童学校学了一招——“问题树”,让孩子们自己想,打架这个“恶果”是由什么根源的问题结出的。“没想到画出的原因非常多样化,很全面,心理的、客观的、青春期特点的、社会影响的,什么都说出来了。”后来叶蕾蕾女士又带来了“生命树”。“让孩子们想,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换另外一些动机、习惯和追求,那么能结出什么样的善果。”孩子们梳理出的“善根”有爱交朋友、友善、互相尊重、不说脏话等等,那结出的善果就是朋友多、家庭幸福、学业有成、不用进监狱。“学生其实知道哪些事情对,哪些不对,但就是因为逞能冲动,想获得注意。曾经一个学生在两棵树在中间加了一句话,‘如果让你选择’。你说如果老师说这些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这些都变成了蒲公英特别得意的课程。

他人

郑洪把学校管理总结为四个C:课程(Curriculum)、培养专业教育工作者(Cultivate Professionalism)、与包括政府家长志愿者捐赠方在内的多方合作(Collaboration)、学校文化(Culture)。

蒲公英学校有个独特的“六位一体”,政府、捐赠方、志愿者、学生、家长、老师,相互连接,是一个整体。

每年接受新生申请的时候,蒲公英的老师包括校长会和每个申请的孩子面谈。面谈记录表上首先有几道题,基本是最简单的小学数学和英语。接下来让每个孩子描述自己,讲讲兴趣爱好和家庭基本情况。

“在学业成绩上,比如60分是及格,孩子到了10分15分基本都要,如果一分两分就真的算了。另外就是看他对蒲公英有多大程度的需要。有的孩子家境稍好一点,可能除了蒲公英还有其他选择,我们考虑的时候会把他往后排。如果家里是种菜的或是工地工人,那是最穷最穷的,我们一看职业就知道家里的状况了,这样的就根本不考虑,什么都不看,直接就来。”

12年来,蒲公英每年都进行家访,每个学生的家里都走到。郑洪说,家长背景各不相同,但大约70%都希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家长即使没有明确表态,也会说“孩子能念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他们尊重教育,相信教育。”

部分由于郑洪及朋友的国外人脉关系,早年蒲公英的志愿者和捐赠者里非常多外国面孔。但郑洪介绍,近些年,中国公益文化逐渐成熟。这不仅体现在志愿者和捐赠者人数的增加,还体现在他们心态的变化。“一开始出于善心来捐助,好像做善事。但现在更多的是社会责任,觉得这是一个不能等待的,有社会参与和个人层面参与的一项事业。”

志愿者对蒲公英的帮助,从捐书包文具、课外辅导,逐渐演变成更深层互动的形式。学校的志愿者里有一个叫“阿尔法”的集体,由30-40岁的职业人士组成。他们包了初一一个基础最差的班,周末从小学课程开始一点一点辅导,取名叫“大冲关”。他们带孩子们出去看展览,走进大自然,一起观察讨论。“这能影响孩子的心灵和一生,这叫交朋友啊。这和原来做志愿服务的层面不一样,这体现了志愿者对这份工作和对自己责任的理解。”

困境

近年,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关门。郑洪介绍,2005年,北京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后来发展到300多所,容纳30多万学生。但这12年间,总体趋势是学校越来越少,政府批准办学的50多所学校,现在还剩30多所。“这些学校承担了给孩子扫盲的功能,但由于不规范,毕业生达不到小学六年级应有的水平。”

政府的关停,一方面考虑是规范化打工子弟学校。但关停旧学校的同时,却没有相应数量的规范的新学校建起来。

郑洪说,建校已12年的蒲公英中学,不会被与其他那些学校同等对待。政府了解蒲公英的办学质量和非盈利性质,相反会给予支持。

然而蒲公英现在面临另一个坎。

根据学校所在的西红门镇的整体规划,学校门口的团河路将变成北京新机场的支持路,这条路拓宽后,整个学校都需要拆除,拆除基本确定会在2017年发生。现在的校舍本来就已经是以危房为主,建新校舍势在必行。

新校舍也有进展。在一块公共服务用地上,新楼已经封顶,现在还差最后安装门窗、铺设水电路等步骤,大概是四个月工作量。但由于迟迟筹不到后续所需款项两千万元,新校舍的建造已停工七个多月了。学生们可能切实面临着,旧校舍拆除,新校舍搬不进去的困境。

“新校的设计是设计公司捐助的,又漂亮造价又低,搬过去的前景有多光明,大家都能想象得到。这本应该是一个政府、企业、个人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产物,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成功模式。但现在这一步,咱们过不去。”

未来

说了这么多,被问到最头疼的事情时,郑洪说,还是怎么有更强有力的一套系统的做法能够把孩子们解脱出来。“这办法不现成,也不能保证有效,这个摸索过程我觉得是最难的,最需要时间的,而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时候力不从心。比如这个老师对孩子刚有了一些了解就走了,老师的流动率最多时有百分之六七十, 你怎么能期望有一支队伍来和这些学生用一套系统的办法来朝夕相处,来互动,能够开始真正影响到学生呢?这种力不从心包括很多方面的需求,一时都不能解决,你必须得等待,积累,一年年就过去了,然后孩子们长大了,这些孩子你就没帮到。”

郑洪觉得蒲公英的未来应该特别光明。“我原来并没有想那么远,觉得做就比不做强,那就做一年是一年吧,这一晃都12年了。12年前觉得北京这么多资源,一定会有别人再办,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12年,还就这么一所专门给流动儿童办的公益初中。”

流动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郑洪觉得,蒲公英12年案例的潜力应该被挖掘出来,社会意义应该被展示出来,更好地服务于这个群体。“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就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不是小小的蒲公英,不是几百个学生,而是要惠及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层面上连接到社会。这个学校涉及到一亿孩子的前途,是一个小的窗口,这个窗口我们一定要打开。”

希望蒲公英的种子一直飞下去。

帮助蒲公英中学:http://www.dandelionschool.org/a/17caiwuxinxi/juanzhulujing/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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