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理想主义者

今天教育平等志愿者去青龙湖公园植树,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温和最友善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可是公园被临时封锁了。我也失去人身自由,就像过去两年中很多次教育平等较大的活动时一样。无论我们多么真诚和善意,都不能融化这个体制根深蒂固的戒备和恐惧,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你什么动机》,可这个国家阴谋论的传统如此深远,七年后我不得不重复这个话题。

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扩大签名支持团队,起草随迁子女高考方案,给人大代表寄信,组织研讨会……两年多来很多很多努力只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所有纳税人的孩子,不分户籍、贫富、地位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中国正在现代化,数以亿计的人口必须来到城市从事其他产业,他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可是,无论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没有一纸户口,他(她)就永远是外地人,即使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到了高中也要告别父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参加高考,数千万留守儿童的家庭温暖、数百万随迁子女的人生前程被这吃人的户籍教育体制断送。我们的社会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必须有人站出来呐喊了。

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问。我有北京户口,这和我的现实利益没有关系,但和我们的使命有关。

2003年4月25日当我在电脑前得知他死难的那一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背后“昌平挖沙子”的故事,知道1999年国庆节很多人被警察当面撕掉暂住证然后强制带走,也知道更漫长的苦难1958年城乡间户籍高墙筑起后成千上万进城寻找生活希望的人们死在收容遣送的路上。这一年6月18日,我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听到国务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即将废除的消息,禁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我爱你,中国!”

但历史伤痕的愈合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本来可能被随机抓捕的“流动人口”解放了,流浪乞讨者也更为自由了,但那些曾经在收容遣送站里被归为“病号”的上访人群常常被任意拘禁殴打。2005年我们开始做信访问题调查,我本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和上访者一起挨打,后来围观黑监狱也和他们一起挨打。

2006年北京发生强拆打工子弟学校风潮,我和其他几位海淀区人大代表质疑教委,之后公盟立项开始研究户籍歧视问题,发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共有19种附加在户籍上的歧视政策,而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孩子教育问题。

2009年6月,我们注意到不仅打工子弟学校,大量北京公立学校的非京籍孩子也受严重歧视。秋天开始的调研中,我见到了从园园,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国子监中学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爷爷当兵转业到北京,奶奶没有北京户口,爸爸妈妈也没有,她作为这个城市的移民第三代,初三毕业不得不回到完全陌生的户籍地,她姐姐本来和她一样优秀,回到户籍地由于身边没有亲人生活不习惯成绩已滑落到中下。还有从园园的邻居章旭东,他父母八十年代因为亲戚关系来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在班上前几名,但初三毕业不得不托关系到了张家口一个中学,在班上成绩倒数前几名。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到张旭东,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变得又黑又瘦,先前的青春朝气完全消失了,坐在小凳子上一言不发,母亲在一旁流泪。想起2004年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那个非法移民的聚居地,我曾和当地华人聊起非法移民问题,那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故事。
当然,选择教育平等作为一个项目,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个体命运的感伤,更重要的,这是两亿多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困境,仅在北京这样的“二等公民”就有700多万。2010年1月,王功权先生提议,公盟例会讨论通过正式作为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三年,在当时看来多么漫长,尤其是对于一个随时可能遭遇打压的民间组织来说。可是很快两年多就过去了。

这是中国,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同时呐喊,声音足够强大领导者才能听到才能重视,也才有希望推动改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征集签名等方式扩大团队,两年多时间这个团队从最初4个人壮大到近10万人。而人多,不可避免面临维稳部门的压力,第一阶段争取小升初平等过程中,每次和大家见面最常说的话题是如何坦然面对警察。经过和教委八次“协商”,志愿者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2000多人,到6月小升初大体实现了平等,7月我们开始第二阶段努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如何发出强大的声音但又足够温和理性不至遭受太大挫折,这是整个维权道路上我最常忧虑的问题。2010年9月,签名支持人数过万,媒体大量报道,11月给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长回答“正在研究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但直到6月23日那次较大规模请愿后qq群和网站没有被关闭,我才基本放下心来,这个群体已经足够庞大能够代表新移民的声音,政府也保持了理性克制。2012年清明节大家去植树,这是公民行动的第三阶段——在北京,爱北京——我们以最温和最友善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可是很遗憾。

两年多了,我看到志愿者团队已成长壮大,已能独立组织活动,政府也已明确承诺将要出台新的政策,作为一个项目,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说还留下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误解,比如有家长害怕在qq群和网站上提及我的名字。看着这个团队在公盟颠沛流离的办公室从无到有一天天成长,当有人刻意回避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关系我也会有难过,但我理解大家面临的压力,即使有一天不得不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也能理解。但是,面对一直以来的刻意挑拨和恐吓,我还是想再一次跟大家解释,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钱?2月23日自称人民日报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胡瑞说,当家长们在教育部门口冒着巨大风险,我这个“臭名昭著的维权律师”大概正在家里数钱呢,我看到后淡淡苦笑,从2009年公盟税案到去年竞选人大代表,一直有人说我“身价千万”,如果真的为了钱,我没那么愚蠢选择这种对抗特权的方式。推动教育公平的收支是透明的,大家曾经给我捐一台电脑我立即退回作为办公用品了。对于我个人而言,生活来源是北邮的工资,如果有一天为了服务社会而失去学校的工作,我可以坦然接受大致相当于现在工资的社会捐赠。生活过得去就可以,尽力把上帝赋予的智慧服务社会,这是我的信仰。

为了名?如果一个人舍弃了很多物质利益获得了声望,就像比尔盖茨,这应当是人类的追求。可我天性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过自己的生活,从小就木讷内向,我喜欢自由,不被打扰。然而上帝也赋予了我另外一种天性,那就是对正义的渴望与执迷,它驱使我走上了一条追求公义的道路,从心灵的角落里被赶到公共领域,分担弱者的遭遇和不幸,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误解和谩骂……只因这个社会需要,具备一定影响力不是目的,而是无法逃避的责任。

为了权力地位?公盟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有警察恐吓志愿者。是的,公盟不只推动教育平等,我们还帮助三聚氰胺奶粉患儿寻求赔偿,为被判死刑的无辜村民寻求正义,围观黑监狱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推动人大大代表选举,就动车事故赔偿标准提出批评和建议……可这一切基于良心和正义的阳光行动在某些人眼中都是自私贪婪邪恶的,在一个强权无处不在的国家,这一切都和“政治”有关,而“政治”是自私贪婪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政治”被如此的妖魔化,这是我们民族至深的悲哀。如果说政治就是为权力不择手段,那我此生注定和政治无缘,可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丛林政治泥潭里挣扎,必须有人坚守美好政治的理想,恢复政治应有的样子——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我们从不隐瞒政治理想——这应当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一个真诚简单的社会,强者有制约,弱者有保障,没有那么多特权、猥琐、愤怒和绝望,每一个人脸上纯真的笑容。这理想当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它和我们在此世的世俗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它和我们个人,其实和13亿中国人的关系一样——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到这世上有自己的使命,我不在乎权力地位,只在乎生命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我利用什么达到个人目的的话,那就是修行——我利用这个社会实实在在的痛苦,改变痛苦为幸福以达到在此世修行的目的。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我只是顺应天命,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任何目的。当有一天取消了高考户籍限制连那最偏远山村的留守儿童也能来到城市和父母团聚,当有一天司法实现了独立公正多年奔走呼号的人们得来哪怕是迟到的正义,当有一天这个国家终于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辈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之梦,当骄傲的时刻来临,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感恩上苍。

我知道有的人永远不会相信,他们生活在丛林法则太久患有严重的警惕恐惧强迫症,职业病就是满世界寻找敌人,他们不相信梦想,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人”,不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甚至说我绑架了家长群体利用这个群体。我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他们有自己命定的角色,我曾当面怒斥他们,但平静下来只能表示深深地悲哀,救赎这群绝望的灵魂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可是我想让你们——和我同行两年多的志愿者们以及所有我们曾经努力帮助的人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需要任何人感到害怕,这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并且已经拥有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活着不为世俗利益,而是为了使命,为了人生而平等,为了陌生人的自由和尊严,为那命定的生命终极意义的荣耀。

很多年来我们被命运驱使如此执迷,在自由公义的道路上不断承受压力,被误解,被殴打,被监禁,办公室一次次被迫搬离,一次次失去人身自由,请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做正确的事,我们顺应良心和正义的方向,顺应上帝指引的方向浩然前行,为了自由中国,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世世代代光荣与骄傲。

201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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