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重返“五四”,厘清误区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比如: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观照多元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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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发展经济,在“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上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大佬的。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

现在提起“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甚至更有实力。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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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其他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当时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上教书的叶圣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11个发起人之一。北大学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这样看问题就简单化了。

传统并未被切断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以往讲到“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

21世纪: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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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并没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大,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转自: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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