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东西方的差异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时代问题

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为其新出版的晚清四书套装《马勇讲史》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本次出版的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四本,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

感谢新星出版社供稿。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走过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全程的近代史学者,无不深受现代化叙事的影响。我个人更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没有见过民国,更不知道晚清。民国晚清的全部印象,都是教科书传递给我们的,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人民无法做主,统治者个个都是卖国贼,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

这一套叙事,我们后来叫做“革命叙事”或“革命史叙事”,将革命视为正当、正义。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先进阶级、政党领导下,与反动阶级、落后阶级斗争的历史。

对于这些叙说,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还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开始对传统叙事产生某些模糊意识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中全会决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个口号终结了一个时代,改变了历史进程,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重提现代化,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路。这条路,在近代中国并非前无古人。粗疏地说,至少有两次未完成的现代化可资借鉴。第一次是近代史上的洋务新政;另一次就是被中日战争打断了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十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现代化重启,就是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重启,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在《历史学》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极具分量的长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改“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对洋务运动的教条主义评估,从现代化视角重估了官督商办的意义。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尽管这些启示并不是那么容易梳理出具体的路径。

黎澍在《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说: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

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黎澍:《再思集》,1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学术气氛中,出版界适时介绍了学术史上久已“失踪的”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极负盛名的陈旭麓教授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给予谨慎推荐:

“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会贯通,以作者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它曾在知识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然而识者仍以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本书是在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中国史》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取其所长,融合而成。

这本绝版已久的小书非常好读。蒋廷黻的文字像梁启超那样极具魔力,我不仅一口气通读完毕,而且后来时常复习,不时从中汲取思路、视角,甚至讨论的理据。这是过去几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小书。其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是让我知道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视角。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目《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的文章,以为两种叙事模式都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叙事模式只有方法论意义,并没有高下之分。按照刘大年先生的看法,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颠覆革命叙事,没有必要视现代化叙事为洪水猛兽,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可以并存不悖,互为补充,目的都是历史研究更接近真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这种现代化与革命结合的“双重叙事”,显然是对范文澜、胡绳以来单一革命叙事的调整、补充,是对学术新成果的接纳。

与刘大年的情形类似,胡绳晚年也并不是顽强坚守固有思路,他同样与时俱进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如何表述,如何研究。他认为,以现代化叙事重新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长时期流行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尊,具有孤单感,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革命叙事理论自洽讲出了一番道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现代化叙事应该汲取革命叙事的教训,凡事不必极端化,温情、敬意、中庸、容忍,摈弃革命叙事的极端、武断、唯我独尊,都应成为现代化叙事坚守的原则。

现代化叙事给我的启示,就是重述近代中国历史的可能。事实上,早在我阅读蒋廷黻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读书笔记。这个笔记经过简单整理,就是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的主体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从明清之际西方因素进入中土开始探讨,以为此后五百年的变化,主要动因就是西方因素的刺激。假如不是西方近代突然出现那么多的新因素,假如这些因素没有在那个时代东来,中国极有可能在原来的样式中修补,在那种情形下“终结”中国历史,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社会架构发展到利玛窦那代耶稣会士进入中土的时候,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境界。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落后而刻意贬低那之前的中国。

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西方近代的意义,不明白中西之间到了近代的差异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时代问题,中国还处在先前的农业文明状态,而西方因各种机缘巧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放不下架子,总是习惯性以东方宗藩体制下的宗主国自居,不愿意与西方诸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不愿开放市场。

同时,中国很长时期不清楚世界已经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殖民时代,先是固守东方旧的殖民模式——宗藩体制,既不能带着这些藩国小兄弟一起转身,学习西方,重建一个新殖民主义体制下的大统一市场,又不能像殖民主义那样尊重殖民地的一些适当的权益,帮助他们发展,甚至帮助他们走向独立,与宗主国重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关系。

回望近代中国对宗藩关系的处理,简直没有一件出于主动,源于设计,更没有一个藩国在脱离中国后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的、相互依赖的平等国家关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发展诸多不顺的一个外在原因。

从反省的角度,我在《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中重述了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艰难历程,寻找近代中国现代化挫折的历史因素。我那时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绕不过的一道坎,中国如欲比较顺畅地步入现代,第一,必须确立现代价值立场;第二,应该像胡适一百年前就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与西方现代因素能够顺利嫁接的内部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现代化阻力。中国未来前途只有一个,就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提示: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1页。]

现代化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先前革命叙事模式看不到或看不清的事情。比如从“革命叙事”观点看,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而近代中国发生的所有革命,诸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都被赋予非常意义。但是如果从现代化视角重新检视,就会发现“革命叙事”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自洽。

在讨论太平天国时,我比较喜欢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这段话: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其实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科技是在和宗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三松堂全集》卷十,34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太平天国,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起义对政治统治的抗争,看到统治阶级政策问题;另一方面很容易感到洪秀全、太平天国并不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太平天国领袖缺少起码的世界意识,不知道世界大势,更不知道怎样与这样的世界大势接轨,因而太平天国只是传统中国旧制度中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太平天国领袖们昧于世界大势,并试图脱离世界,画地为牢,自成独立王国,这种情形不要说清政府不能容忍,急于向中国推销产品、急于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帝国主义列强更不可能答应。

传统说法以为太平天国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就事实而言是可信的,因为太平天国除了其统治集团的私利,与世界潮流,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似乎都没有多大关系。[《太平天国:一场未完的革命》,《百科知识》2013年7月号。]

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辛亥革命,我在那时也有一篇长文章发表:《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如题所示,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现代化视角探究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想效果。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来说抛却了旧传统束缚,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共和国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不同了,“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申令》,《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辛亥革命将中国全部历史截然划成了两大段,帝制时代与“后帝制时代”。辛亥后虽然出现过几次帝制复辟,也出现过国家主义、党国体制,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史背景中进行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还是比较幸运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后长达近两百多年的复辟、反复辟动荡。

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通路,但是也必须看到,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主观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更蹊跷的是,辛亥革命客观结果与主观诉求严重背离,引起后来许多问题。

在“民族主义误区”一节中,我分析了康有为与孙中山两个主要政治势力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以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虽然也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有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内在紧张,有对满洲贵族不识时务、阻挠变法、破坏变法的尖锐批评,但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洲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

与康有为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在一开始是以推翻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道路,以汉民族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

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统治。在他看来,中国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推翻满洲人统治,恢复汉人统治地位,甚至提出使中国脱离殖民化危机,脱离满洲人统治,是保卫亚洲第一步。不建立一个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在孙中山看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不消说,孙中山这些看法不仅具有浓郁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色彩,而且在事实上将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变成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复仇运动,无视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群不断融合,不断扩大中国文明边疆的历史事实。这种说法、做法,势必加重中国现代化阻力。

从民国历史看,政治并没有随着满洲人退出而好转,满洲人,甚至是满洲贵族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困境的唯一根源。以驱逐鞑虏为基本诉求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现代化与民族独立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更何况对于大中国历史而言,满洲人并不是一个“外来政权”?

在“皇权与民权”一节,我主要讨论了现代化背景中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实行专制独裁,人民无法享受起码的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即便实现了经济腾飞,但这种纯粹的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真的实现了现代化。经济是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唯一指标。而政治民主化,不仅是现代化一个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而且也是现代化这一综合要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政治民主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先驱者,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向往、渴望、追求,都是真诚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无视中国国情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模式强加给中国,更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企图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完成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方能完成的事情。因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除了招牌已换,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漫长。

辛亥先驱将皇权与民权视为对立两级,执意要废黜皇帝,重建平民政治。这实际上打开了中国政治的“潘多拉盒子”,释放了最不该释放的贪欲。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更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皇帝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而导致独裁、腐败,但在更多时候,皇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合法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发展。如果协调得当,皇权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力量。世界上君主制国家,并不都听任君主独裁、君主专制,更不都是由君主剥夺了民众的政治权利。君主的存在,君权的神秘性,不可侵犯性,不可僭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保证了最高权力不再成为政治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反而有助于稳定,有助于民权落实。

在“立宪与共和”一节,我主要分析了清末最后几年立宪主旨、意义、困境、问题,但必须承认立宪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向,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党对立宪持怀疑、否定立场,有其意义,从外部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进步。我始终认为晚清革命的主要意义就是从外部施加压力,促使清廷改革。但是,革命党不仅怀疑清廷立宪诚意,而且不认为立宪是中国应该做的事。

孙中山最典型的一个分析,将专制—立宪—共和看作一条线,是一个又一个台阶,后面的是对前面的进步。因而在革命党人看来,既然共和优于立宪,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次序井然,拾阶而进,为什么不可以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迎头赶上,躐等进步呢?“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

这就是孙中山、革命党,不愿按照严复的阶梯论渐进,而必欲迎头赶上,采用世界上最好体制的理由。结果,共和带给中国的是不共不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躐等思想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进程,即便在“后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其致思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孙中山超越思想的影响。

这篇从现代化视角观察辛亥革命的文章,给我带来了一些机会,也带来一些困扰。文章发表后不久,思想文化领域因“告别革命论”而有一场规模并不算小的清理运动。一位长者以批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为主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十多次引用我的文字作为靶子,好在这位老先生只是模糊注出这部论文集的出处,没有直接点出我的名字,这或许是对我的保护。

但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去打听。一方面,毕竟那时院所领导人相当开明,并没有将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我心中也有一丝胡适式的窃喜: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我的文章能让这样的老先生寓目且有批判的兴趣,我应该感激人家才是,所以我从来对批评者抱有敬意,毕竟他们用心阅读了拙著。

那时还有一本影响不小的《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编选者也收集摘录了我的一些论述,涉及好多篇文章,仅这篇辛亥革命的文章就被摘录了好几段,但依然不愿给我署名。其中一位主编我还算比较熟悉,一次会议偶遇,我问起这件事,并玩笑说为什么不给我像李泽厚、刘再复那样署名啊?老先生迅即回答:主要是为了保护你。老先生说的很真诚,我也就不好再说知识产权什么了。当然,我自己心里很明白,不给我署名,有爱护的成分,也有我那时作为小字辈,名气不够的因素。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因素。

转自: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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