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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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有年轻朋友问我三年大饥荒的事,我也不算过来人。但我家不仅饿死了有五口人,而且我还读了不少这样的书,如杨继绳《墓碑》、贾柏《饿鬼》、冯客《毛的大饥荒》、东夫《麦苗黄菜花青》。三年大饥荒时当然基本没有吃的,偶有食物的话,是些什么食物呢?年轻的朋友们想知道,那么我就发篇旧文章,让大家知道一点事实吧。图片为吃观音土的男孩。2014年9月4日于成都

我曾在写《王闿运的四川食物》时,说过我会专门写一篇长文谈三年大灾难时的食物,因为收集资料的困难,至今未能完成。不过,最近读一些右派老人的回忆录,加上我自己家人的告知,以及我幼年的经历(我没经历过,但我小时也吃过许多野菜),先写一则短文,以引起同好者的注意,或者大家可以供给这方面的回忆与经历,以组成一部特殊活命饮食史,为救荒史留下一点难得的史料。

我出生时,已过了三年大灾难时期,小时吃的多是红薯、南瓜等,所以现在家中人吃这些东西,或者朋友们点这些菜,我至今是不吃的,因为胃有见之而反的下意识反应。当然也吃过软雀巴、刺老苞、蕨苔等野菜,这野菜不是像今天的人认为一样,是为了生态与营养,相反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无油无盐,清汤寡水地吃下去,只有把你的胃吃伤,所以今天大家所乐意吃的蕨菜,也在我的拒绝之列。我们生活在平坝,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蕨苔,还是大家兄二家兄费很大的劲至矿元盖上的猫牯岭,不惜力地挖来,经过许多工序,做成淀粉蕨巴或者搅团,开始时有点新鲜,但吃多了也就无法下咽,但为了饱肚子,也得强行咽下,否则身体将无法支撑。至于我们其他经过三年大饥荒的家人,他们的经历就更是不堪闻问。前几年家慈去世前,我拿着《中国野菜图谱》、《云南野菜图谱》等书,让她看看哪些野菜是我们当地有的,其名在当地称为什么,做了个学名与俗称的对应(去年与二家兄也一起做了一次),可惜我翻箱倒柜,一时半会居然没能找到,不然,就可以开始写作《三年大灾难时期的食物》了。至于我大家兄、二家兄他们吃过观音土与糯叶等,在今日根本就不可想象的所谓食物,将来我会逐一写来,这样的悲惨历史,怎能忘怀?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死亡人数据现在的估计是4千万左右。有人或许会说,这数字不准确,不准确也不是民间的错,是官方的错,因为他不公布真相,不开放档案,犯了罪还不承认,其罪莫此为甚。这数字当然也可以进行统计与研究,但查公安局的户籍管理档案,官方肯定不愿意与研究者配合,甚至有可能将研究者打入另册。再者,也可以从各地的县志中加以搜罗,这些数字或许因为要替官方遮掩而有所保守,但如能将此加起来,也一定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一点人口史学家曹树基先生曾做过如此的工作,分析四川的死亡人数。但这里面,我认为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朋友们都是有心人,你的一个询问,你的一个记录,就是在为中国保存痛史,保存为后来人作进一步研究的史料。史料并不是一定要重大事件才可堪称史料,而是细大不捐,做好各种与灾难有关的记载,就是为自己的权益、为先人的灾难,留下一笔珍贵的东西,让执政者的残暴虚假从各个方面立体地得到揭露,从而让他们的罪恶无处藏身。

近读云南禄劝八十多岁的俞民先生的《逝水年华回忆录》(自印)记载了一些饥饿死难的事,也记载了许多他们因饥饿而吃的食物,同时记载了因提及饥饿而获罪的右派。唐光能的岳父母是奴仆,只有一个养女,他是雇农,来这家作上门女婿,后来参军入党。在整风运动中,唐光能说:“1955年由军队复员回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家中岳母及老婆吃糠菜,无力下地干活,睡在床上。他带回几十斤粮票去买粮米掺在糠菜里混着吃一段时间才接上小春。”(P53)这样一来,唐光能变成了“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右派。这说明,五十年代有一些边远的贫穷地方,不只是59年至61年才面临饥饿的威胁。至于1959年(有的地方提前至1958年已开始出现饥饿的问题)至1961年大饥饿大灾难中的食物,兹摘录一段俞民先生的回忆:

经历了1958年到1959年大跃进、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由于超阶段的变革,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严重减产,加上高征购,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公司货架空空如也,市场上的食品,只有粘渣渣豆腐和杉栎根粑粑,这两种食品,性辛微苦,有小毒,比草根、树皮好点,能充饥。粘渣渣豆腐加盐,两角一碗,杉栎根粑粑也是两角一个,饥不择食,我也去买来吃,吃后肚子胀痛,消化不了,折腾了几天,吃了些肠胃药才好些,此后,再也不敢问津了。但饥饿总是搅得人心神不宁。比我们更饿的地方还多哩,杉乐乡的半角村,根本无粮下锅,队干部带着社员爬到岩半中挖大料(当地植物名),到河边、箐边找野菜,上山采白花,到田里割蚕豆尖当口粮,还有用玉米杆砍成小段后用水浸泡出少量淀粉煮汤喝。(P64)

俞民先生是老革命,自己曾怀着一腔热血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到1957年时却被共产党打入另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曾是一个盲目的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对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认识迟缓,对政治欺骗、讹诈、掠夺和谋杀认识不清,对毛泽东在1957年设下的陷阱毫无所知,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而罹难。”他在右派改正后,八三年离休,他与老伴回老家一起自耕自种当农民,因此对农村的状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不仅读《中国农民调查》,而且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很敏感,很违禁,是个雷区。但我已是八十老叟,黄土齐脖。再不说就可能没有机会说了,那我就永远对不起生死相依的农民。”(P147)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忘不了要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像俞民先生一样的右派老人,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从让自己的前辈回忆起,作点滴之记录,并且鼓励前辈们写回忆录,那么我们所受的灾难一定会有更加详实丰富的记录。

转自:汇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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