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记伍雷律师

1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摄:江雪

2017年注定是大陆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从业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春节期间,他带家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到云南躲雾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栈里嗮太阳。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假期。

只不过,这种“轻松”来得颇为无奈。

2016年12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司法局对伍雷正式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决定。这意味着,2002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转行进入律师行业的伍雷,将再次面临转行。

处罚决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发出的。巧合的是,当天,被错判冤杀超过20年的河北青年聂树斌,终得改判无罪,而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参与、推动,并最终翻案平反的。消息传开后短短数日,大陆近500名律师联合签名,抗议济南方面对伍雷的停业处罚。这也是自2015年大规模打击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来,中国律师为维护自身权利,再次抱团取暖发声,集体亮相于公众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陆先后有上百位维权律师被抓捕或约谈。彼时伍雷在安徽开庭,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后被抓的律师中,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 和平、王 全璋、谢 阳等等。如今,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关押中。回望当时,伍雷自嘲“离看守所只有1毫米”。

逃过看守所的伍雷没有逃过司法局的处罚。2016年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召开听证会给伍雷一个所谓的申辩机会。伍雷在听证会上历数中国刑辩律师的艰辛,忍不住泪洒当庭。

但所谓听证不过是走个过场,伍雷的执业资格被停止,生活还要继续。2017年春节前,伍雷开了家微店“伍雷之友”,开始在网上卖山东老家的辣椒酱等土特产,命名为“倔酱 ”,同时还卖烟台苹果。也卖书,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伯尔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与宗教》,还有一大套“国学经典”。都放在一起,看起来像个杂货铺子。

开店之后,伍雷位于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递发货的临时地点。简陋的墙壁上,“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依然显眼,那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大陆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写。另一面墙上,挂满了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照片,有已经出狱的念斌、吴昌龙、陈夏影、陈满等,他们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续推动不无关系。

比冤案当事人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疑案当事人的名字:陈国清、金哲宏……这些人持续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窦重重。伍雷一直在倾力帮助他们,但还没有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下岗的“无证律师”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为孩子洗洗尿布,弥补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诸多“喊冤”案卷依然会被送到他眼前,堆积如山的卷宗后面是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哭泣发愁,还有“7•09”案里的同行,诸多人命运依旧悬而不决……这一切撕扯着他,让他痛苦。

春节过后,伍雷开始联络律师团,为河北陈国清案再度开始申诉。陈国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处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发回重审,但至今没有解决。推动此案平反,被伍雷列为2017年“洗冤计划”的重要工作目标。

“这个案子,拖了20多年,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律师手上解决,”他决绝地说。

1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师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为陈国清案申诉。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2014年12月20日,郭 飞雄、孙德 胜“扰乱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区法院开庭。从上午9时到次日凌晨2时,庭审持续18个小时。伍雷和张磊律师全程为郭飞雄作无罪辩护,并多次指出,这是一起政治 迫害案件,“郭 飞雄是在用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

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 治性的刑事案件辩护。之前他曾设想,“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政治辩护的范例。”但他发现,“在法庭质证、发表辩护意见过程中,辩护律师只要发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每隔几秒钟就会遭到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辩护人至少被打断发言上千次,辩护人为了争取发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议庭抗议。”

但他和张磊律师还是坚持发表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2015年11月,在历经“延期审理”等各种风波之后,天河区法院对此案宣判。但在宣判开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师,将对郭飞雄参与的公 民“八城快闪”(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园等地聚集快闪,表达要求官员公 开财产等诉求)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法庭的这一行为激怒了伍雷和张磊。他们认为,法庭无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经检察机关指控,为当事人添加罪名,是违法行为。他们当场要求休庭,至少给予辩护人3天的准备时间,以对新增添的罪名进行辩护。

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不予认可,双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律师不断申请发言,表达抗议。法庭场面激烈。宣判结束时,伍雷对着匆匆离去的法官郑昕大喊三声:“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当庭和法官“开撕”的行为很快就有了后果。郭飞雄被重判6年,之后不久,天河区法院向济南司法局去函,称伍雷扰乱法庭秩序,建议给予伍雷停止执业的处罚。

“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撤销聂树斌犯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的原审判决,改判聂无罪。此时距离聂树斌在年仅21岁时被冤杀已经过去21年,距离案件真凶王书金出现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业一年的处罚通知书。

早在2011年,聂树斌案尚处于胶着状态。伍雷就在石家庄召开“聂树斌案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大陆知名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专家、律师等60多人,会上形成了《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再审程序的呼吁书》,推动了舆论对聂案的全方位关注。

聂案平反,伍雷停业,这个鲜明对比让网络舆论对山东方面骂声一片。伍雷说,济南司法局官员曾对他叫苦不迭,“我们倒霉,怎么刚好就赶在了这一天!”

据悉,山东方面曾放出风声,本打算彻底吊销伍雷的律师执照。而经历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陆律师的处境正值低谷,诸事艰难,因此,伍雷原计划妥协,接受山东方面“不吊销执照,停止执业一年”的决定,正好也“歇一歇”。

但他最终无法说服自己。

在承诺作出“妥协”的当晚,伍雷失眠了,连夜爬起来写行政复议书,并在网络上宣布,不接受这个结果,会走完全部法律程序,为自己维权。“就当我不讲信用吧,”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不得不擦枪走火。这个时代,你必须这样。”

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师周泽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联名支持伍雷维权,声援者纷纷,到12月8日,签名支持伍雷、抗议山东方面处罚决定者已达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山东召开。当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师刘志强,在出发前被雾霾堵在机场。他换乘了高铁,终于在听证会前夜赶到了山东。“也没什么,到场就是表达一种支持,”他说。

为了不给伍雷添太多麻烦,很多律师放弃了旁听,但还是有20多人到了现场,虽然他们都被拦在会场之外。在济南的彩石镇司法所,原本不大的听证会场,已被当地的“旁听群众”坐满。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以及律师周泽,作为伍雷的代理人,参加了听证。

时近中午1点半。伍雷还没发言。他拿着厚厚的讲稿说,“我就浓缩为20分钟吧。”司法局的官员如释重负。

发言到最后,伍雷忍不住落泪:“我一个律师,为当事人用心用力去辩护,究竟做错了什么了?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乡的官员也比较尴尬。我质问他们,司法局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律师维权,一个是管理。你们维权的轮子不转,管理的轮子像飞机一样转,”伍雷说。

“我(为别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最符合中国现实的逻辑和结果吗?”在听证会上,伍雷从自己的遭遇,历数中国刑辩律师处境之艰难。

“即使占座的旁听群众,其实也听懂了,”伍雷说。在休息的间隙,厕所里就有一个人对何兵说,“你们刑辩律师真不容易呢。”

1
艺术家张晨初为伍雷画的素描头像。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死磕律师”养成之路

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还是山东省章丘县城建委的一名科员。

“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他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县城里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条街上的单位去办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顿酒。”

才28岁的伍雷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决定要做点什么。单位旁边有家书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师考试的书籍,决定试一试。2002年,全国律师考试改为国家司法考试。苦学了一年,原来学建筑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过了。此后他辞职进入律所实习,从一名小律师到担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短短几年,他业务发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车,虽然只是4万多元的“夏利”,但已颇为满足。

“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伍雷说。那时他的风格如同“梁山好汉”,和朋友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过了5年。

2007年,伍雷来到了北京,开办分所。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学博士、“公 盟”创办人许志永。(注:公 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 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推动建立民 主 法治制度为目标,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税,许志 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销案,后公盟改名公民,发起“新公 民运动”。)

他至今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之夜,他和许志 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谈甚欢。人生就此发生转折和改变。

“我一直想做个公正的律师。原以为所有的律师都在赚钱。到北京后,才知道,也有不喜欢钱的律师,”伍雷被许志 永的理想主义追求吸引。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毕业,曾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与其他两位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最终推动了备受批评的收容审查制度的废止。伍雷认识许志 永那年,许正在推动大陆的教育平权、反暴力拆迁等行动。

伍雷参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迁团。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大量访民,包括“乐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属。在他的记忆里,彼时的北京,氛围比较宽松,常常有各种讲座,也活跃着很多维权律师。

2009年,因代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抓。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伍雷,“可以说,没有李庄被抓,我还只是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后我会想,重庆怎么对律师这样?李庄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对法治失望。那时候,干别的都没有意思了。”他和大陆很多律师一样,以社交平台微博为阵地,投入对重庆的批判中。

2011年,李庄案进入“第二季”(注:李庄因所谓“律师伪证罪”被判刑后出狱前夕,重庆当局又以所谓“漏罪”为名对其二次追诉),法庭外现场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时写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给王立军的公开信等。和很多中国律师一样,经过李庄案,伍雷开始关注整个律师行业,他甚至认为,从此时起中国律师开始真正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2011年6月,广西北海“11•14杀人抛尸案”的四位辩护律师在当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证”,这引发全国范围内律师的关注,并演变为北海事件。先后有二十多名律师赶赴北海,声援支持同行,参与辩护。彼时还不太懂刑事辩护的伍雷,找到大陆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在北京开会研讨北海案。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一下,一脚踏入到刑事辩护圈里去了。”那段时间,伍雷与数十位赶赴北海的律师团同仁,感受风云激荡,在凶险的环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对中国刑辩律师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体认。

此后的“贵州小河案”,在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师协同作战,就一起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集团犯罪”的案件进行无罪辩护,让伍雷彻底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他体会到,“最高价值还是救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国“死磕律师”这个称谓正式登场。

“死磕”,背景是刑事辩护在中国的艰难。律师们用一些非常规的办法,包括用自媒体直播现场等方式,和司法部门“较真”,这种做法,得到叫好,也受过一些质疑。而伍雷,至今没有为作为一名“死磕律师”后悔过。在一次次“较真”司法程序的过程中,他也和法庭产生过对抗。他记得一次开庭,法官晚到40分钟,并和检察官一直在窃窃私语。他现场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法官,还摔了杯子。最终,他被法警架着离开了法庭。

律师伍雷,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变。“脱胎换骨一般”,从此踏入刑事辩护的领域,为一个个具体的案子,“死磕”程序,成为“死磕律师”的代表之一,并渐渐成了冤案平反“专业户”。

挑战“中国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是一处简陋的小区套房。墙上除了那些他长期关注的冤案当事人头像之外,挂着“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办公室放着一个小滑板车,堵车严重的时候,伍雷会蹬滑板车回家。

2013年底,伍雷启动“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洗冤行动组织。此前,他和几位律师建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关注被超期羁押者。在吴昌龙冤狱平反、被无罪释放后,他们把这个基金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旨在帮助那些为“申冤”而身处艰难困苦的人。2014年被无罪释放的念斌,是基金会第一位受益者。

吴昌龙曾蒙冤12年。他被认为是2001年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两次被判死缓,案件几经反复,终在2013年5月被宣告无罪,获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师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师杨金柱代理吴案之后,为了争取对吴昌龙的会见,两位律师买了红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讽刺法院院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并最终会见到了吴昌龙。

“近些年来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说,“他非常勇敢。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真是愿意将自己置身于水火之中,包括静坐、绝食,举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过,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个别‘死磕律师’的业务能力并不欣赏,但对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业务能力不错,最重要的,他把当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这样说。

2014年,“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团队介入的多个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岁的欧阳佳被改判无罪。2009年,19岁的欧阳佳因被认定为一起持刀抢劫案的主犯而入狱,坐牢5年后被平冤。而曾经四次被判处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来了无罪判决。2016年底回家的陈满,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观察里,是伍雷组织研讨会,确定申诉格局,竭力推动,最终促成陈满被释放回家。

伍雷说,导致这些“中国式冤案”的背后,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国刑诉的一些痼疾。几乎每个冤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身影。

2017年春节前,已被“停止执业”的伍雷到吉林见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认定为当地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前后四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至今已被关押了21年。他入狱后,父母忧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坚持申诉喊冤,最终被伍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列为救助对象。

“拯救无辜者”行动启动三年来,每年伍雷都会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诉材料。对这些材料,他会和专家一起仔细研讨,确定能否进入行动程序。“一旦确定,就意味着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个案件,我们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递费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说。

曾经有一位医药行业的人大代表问伍雷,中国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说,“你的药店里有多少药,我们就有多少冤案。”意指这是一个无法确认的数字。

1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墙上中间挂著于建嵘的油画。摄:江雪

“在一个还有政 治犯的国家,冤案必然层出不穷”

伍雷说,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像陈满、金哲宏那样无人关注的案子。这些疑案的当事人,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钱,无力关注,就这样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当事人可能已死,也可能在冤狱中度过一生。

从2014年到2016年,大陆有一大批冤案平反,但伍雷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胜利”。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冤案的平反有太多的偶然性。以“乐平特大杀人案”为例,从10年前申诉,到2012年真凶出现,一直到今天,历经一波波律师坚韧执着的“较真死扛”,还有当事人家属的坚持,最终才得以昭雪。

“在这些喊冤案件中,律师代表当事人,有点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不停地把球踢到法院门前,”伍雷说。但法院基于各方面的因素,往往会抱持比较保守的态度。相当多的“喊冤”案件并不能进入法院的再审程序。

伍雷举例,有一次,他到最高院向法官汇报一起刑事案件。给一位年轻的法官说了半天,法官回了一句:“现在告诉你,基本事实清楚,回去做好当事人工作。”

“我急了。对法官说,你很年轻。我看出你还没有顾上看案卷。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法学教育、有良知的人,看了案卷之后,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冤案。”没想到这句话触动了法官。马上问他,当事人的名字,真凶怎么回事。听他陈述后,最后说了一句:“打住。我收回刚才的裁定,我们会通知调卷。”

这件事让伍雷感触颇深。他说,虽然理解最高法院人手有限,但无论如何,人命关天啊。“冤案,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可在司法程序里,只是一个个数字,冰冷的。”

“我最痛苦的,是一些案子,办案的人明明知道是错的,最终因为各种原因,还会办成这样。”从事刑辩多年,伍雷还是没有学会压抑自己的感情。

他记得,有一次在吉林开庭,天黑时才宣判。站在辩护席上的他,离女法官很近。“我都能感受到她宣读判决书时的不自信,以及委屈。很久之后,一位和她很亲近的人告诉我,这个女法官在宣判后回家痛哭了一场。事实上,她曾答应过我们公正审理,但她没有做到。”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律师,我们即使不谈政 治改革。但至少你不能出冤案。冤案的社会危害性太大了,每个冤案背后,都可以说是一部写满血泪的长篇小说,”伍雷说。

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在一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冤案必然层出不穷。因为,没有言论的自由流通,没有对权力真正的监督,冤案就不可能禁绝。”

|念念不忘“7• 09” ,“大家都还在 ”

2017年2月17日,伍雷正式向山东省司法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对自己“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当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更加关注“7• 09案”李和 平律师、王全 璋律师、谢 阳律师、江 天勇律师,希望他们尽快获释,回家与亲人团聚。

3天前的 2月14日,王全 璋律师被以“颠覆政权罪”起诉,他的妻子李 文足、一直在抗争着的“7 09”案家属之一,在情人节这天,接到了这份“黑暗的礼物”。

对伍雷来说, 过去的这一年多,中国律师所遭遇的、承受的,“一日三省, 从来不曾忘记”。

他记得2015年的7月 。他当时在安徽蒙城参加长达近20天的庭审,为一起特大聋哑人盗窃案的第一被告担任辩护人。数十名被告,日日不断的持续开庭。他身体就要支撑不住了,“几乎有濒死的感觉。”

彼时,他的朋友们一个个被抓走。他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被上门查抄,警方拿走了办公室里的案卷、投影仪等。

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他震惊之余,又有恐惧。但随之就坦然接受了可能要发生的一切。他在开庭,下面有“国保”人员就在旁听。“我随时准备着,走下辩护席被抓走。”

最终,没有人抓他,总算平安返回。

事后他想,或许是因为自己沾了冤民的光,一直在坚持为最冤屈的人奔走,“抹黑的成本比较高。”也可能,是自己当时“太认真”的一个回报。那近20天的开庭,几十人的辩护席上,一直坚持下来的,几乎就他一个律师。

“7•09”之后,伍雷没有停止“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工作。“7•09”家属的抗争,则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2017年春节前,律师谢阳曾遭受酷刑的消息被曝光。

伍雷承认,“7•09”案对他所主持的洗冤行动也造成很大冲击。“我们手里唯一的本钱,是律师之间的联络支援。而‘7•09’打破的就是律师的联络支援。”他举例而言,过去如果有一个案子,大家一起研讨,一起分析,会十分热闹。现在就案子本身举办研讨会,都变得特别敏感而困难。

1
即将被停业的伍雷在辽源看守所外留影。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

2016年,中国司法部修订《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其中第3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影响依法办理案件。”

观察者认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从2012年以来出现的、律师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为打压律师的罪证。中国律师,在不断冲撞现有体制的前沿,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可是,这一切对律师来说,有什么损失?真正损失的,还是民众,是那些喊冤的人。因为律师无法再帮助他们,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说。

但伍雷也认为,中国律师不会轻易被打散,大家其实都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样。其实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对所有的人都造成冲击,但地震之后,很多人又要回来,救人、生产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复。”

伍雷喜欢一部日本电影,片名是《这不是我干的》。电影中,主人公说,“我通过这场审判,对法庭完成了一次审判。”伍雷觉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 飞雄一案,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辩护律师来说,都是如此,他有这样的“内心确认”。

“当你突然发现身边最优秀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坏蛋时,彻底颠覆了你的价值观。他们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国家却把他们送到了监狱,”伍雷认为,“我们的抗争还远远不够,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够。”

他想起“7•09”之后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着,突然听见“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声,朦胧中,以为是警察上门了,定神,才发现孩子在看电视,那是电视上的声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说的“克服恐惧”。那一瞬间,反而觉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来。我答应过的当事人,也都会帮到底。我不会撒手,”伍雷说。

在“下岗”之后的这段日子,他有时也会陷入沉思:“冤案的发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律师对于国家的法治状况,是不是也要承担自身的历史责任?自己苦苦推动的这些案件,是不是对法治的进步于事无补?”而这些“反思”,让他痛苦,甚至有一丝焦虑。

徐昕则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那些有担当的护法的律师,“让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光明的。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 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是推动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本文首发2017年5月10日、11日端传媒。

转自: 小雪访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