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毕康:社会运动重塑中国政治

无论在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和刑事正当程序、隐私权还是平等权领域,中国的权利运动正在崛起。从齐玉苓案和孙志刚案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迁徙自由、沉默权和禁止刑讯逼供及超期羁押、消除乙肝歧视、出租车司机“罢工”维权、废止《拆迁条例》….

公民参与推动下的权利运动正在中国一步步展开。虽然孙志刚们、唐福珍们为中国社会进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作为中国权利运动的里程碑,他们不会从中国公民的记忆中消失。如果他们的悲剧和无数人的抗争最后可以转化为制度进步,那么中国维权道路固然曲折,但前景终究是光明的。

中国坊间流传的“改革已死”话语其实是民主转型陷入路径锁定困境,大陆宪政民主转型之瓶颈在于: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及庞大的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

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头三十年可谓“运动”不断,其实这种“运动”并不是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推动社会进步及制度变迁的社会运动,而是党化、党权主导的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运动,自然我们对于这样的“运动”造成的历史悲剧需要反思,但不能对于社会运动谈虎色变。 对于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思想市场引发观念上的革命来改变,对于宪政民主转型形成羁绊的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只能通过公民意识的广泛传播、公民社会的培育、现代公民的培养及训练、各种公民集合维权、劳工运动、权利运动的广泛展开来消除,以此激活体制内的改革派,并为宪政民主转型扫清障碍。

随着当下中国大陆新极权体制的达成,改革不进反退,当下,再奢望中共高层主动改革无疑是痴人说梦,历史上的社会进步及制度变迁的主导权其实掌握在民众手中,在于民众主动的努力及争取,所谓“自助者,天助”。没有民间的抗争及各种社会运动,而期待社会进步的到来无疑是“空谈”和“梦想”。

在裴敏欣 、王天成《比你所想的更可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一文中,裴敏欣及王天成先生清晰分析了中国改革现状及民主转型前景。

裴:当初87-88年赵紫阳搞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一个从后极权转向威权的一张蓝图,它的中心是党政分开,因为威权和后极权最大差别是党政分开。由于89年的镇压,这张蓝图没有实施,中国丧失了一次(从后极权转向威权的)机会。

王:是的,后极权政体没有转变成威权的先例。国内有一种观点,有人提到三段论,它不太引人注意,但经常有人提到,例如,李凡先生发表在本刊创刊号上的文章《倒退:析当下中国的“晚期极权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变成民主国家:极权主义转变成威权主义然后发生民主转型;中国现在处于极权主义阶段,没有进到威权主义,所以,民主不会在中国发生;进入到威权主义以后,中国才有发生民主转型的政治条件。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裴:我认为这个观点没有理论逻辑。因为它没有看到极权体制是外强中干的体制,不能搞改革朝威权体制转型。极权转威权十分困难。极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抽掉体系中的任何一块东西全体就会垮台。什么都不能动。仔细想想,就中国来说,如果把党从政府当中拿开,党就没有权威。党从经济当中拿开,党就没有资源来控制、笼络自己的支持者。党对军队失去控制就更难生存。极权体制很有趣,设计极权体制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控制,根本没有考虑让极权体制慢慢脱出,在减少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生存。极权从其英文术语totalitarianism讲,就是“全控”;如果从全控到半控转化,如何能保持自己生存,这是一个历史难题。这个历史难题,仔细想是有一个理论逻辑的,因为,所有控制都是一个系统,拿出一部分改了那个系统就会垮掉。

王:三段论我也不同意。它在理论上没有说明极权主义是如何转变成威权主义,另外,也与历史经验不符,历史上极权国家也发生过民主转型,像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利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

裴:前苏联是最好的例子(笑)。。

王:是的。

裴:现在比较有趣的是越南,比中国走得快一点,远一点。越南和中国现在比更靠近于威权,但仍是一个后极权。

王:我们还是回到中国。你认为中国更有可能的是将通过改良式革命变成民主国家,是否可以归结为两个依据:一,中国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时间;二,后极权政体很难通过改革成功转变成民主政体。

裴:中国官方与托克维尔有不同的理解。官方的理解是,改良会导致革命,干脆不改了。他们没有看托克维尔这本书的全部。托克维尔要讲的是,实际等到法国改革的时候,旧政体病入膏肓,改反而促成革命。这和我刚才讲的观点是相符的,如果错过机会改革,那改革肯定会导致革命。如果改革要成功,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晚改不如早改。这是对你的问题的第一个回答。第二点,“我们就是不改你怎么办”?它没有考虑到不改有不改的成本,不改很多矛盾会激化,镇压成本会很高,表现、业绩会很糟糕,社会支持程度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出现精英分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你改不改的问题,是精英内部会摆不平。如果社会矛盾重重,民众很不满,酝酿情绪、有革命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一定会分化。我们试问一下,毛去世后的1976、77年,汪东兴、华国锋根本不想改革,维持毛的现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盼改革,主要是统治集团分裂,陈云都想改,邓小平都想改。具体人物(将来)不可预测,但是这种情况会出现。“不改你怎么办”,只是当政者的一种心态,并不是能做到的。

王:如果这种态度是有效的,世界上就不会有多少民主转型了;就像你也曾提到的,那样的话专制会是主流。有些国家没有发生改良但发生了革命,就像突尼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并不是说只有改良是革命的前提,革命只发生在改良的情况下。不改良也会发生革命。 未来大陆宪政民主转型一定需要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网格化维稳的新极权语境中,目前尚不具备发起大型社会运动的现实条件。查尔斯?蒂利在论述社会运动时提出了公民抗争三原则:1、向目标人群或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诉求;2、需要有一套‘常备剧目’,如示威、请愿、公开声明等;3、参与者要在四个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价值、统一、规模,以及成员间彼此承担义务,即WUNC(worthiness/unity/number/commitment)。” 任何宪政民主转型没有公民资源及公民抗争的基础,是不会成功的,在当下的各种集合维权、权利运动的剧目中,民间精英要通过这些行动及权利运动训练底层民众的行为能力、思辨方式,更高的要求是通过这些集合维权、权利运动,使民众具有民主、法治及现代权利意识,为以后的抗争做好铺垫。 由于大多数民众的诉求还未上升到政治诉求层面,所以,不宜过早提出政治诉求方面的要求,不可对民间抗争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可过于刺激中共当局,以致遭遇更加严厉的打压。以便使各种集合维权和权利运动、社会运动得以自然地一步步展开,从而为抗争推动制度进步、制度变迁及宪政民主转型创造条件。 民主势力及民间精英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情制宜地引领民间基于权利的运动和抗争,在集合维权及权利运动和抗争中扎下根来,建构社会基础,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及领导权。 在未来的谈判桌上,民主势力没有实力和足够的筹码,是不可能“Touch the button”的。

2017-02-19 参阅书目、资料:1、裴敏欣 /王天成 比你所想的更可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中国战略分析 2017年第1期 http://zhanlve.org/p=223) 2、演进中的大陆公民抗争作者:黎学文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805/bkncn-20140805000317201-0805_05411_001_cn.html 3、张千帆:《宪法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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