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危机前夜的中国困境

不用条分缕析,我们清楚看到:中国正在进入新一轮“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循环,经过近30多年跨越式实质是经济大跃进后,高积累、高发展和高能耗带来的诸多弊端已显露无遗,社会沉苛已久的矛盾已到了大爆发的临界点,改良式的修补已无济于事,而腐败形成的“跑冒滴漏”业已形成蚁穴溃堤之隐,但倒逼改革和高层设计在左右之争中仍没形成在国家有效治理上的合力,这实在是遗憾,是走传统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老路,还是以壮士断腕之决毅,进行全方位结构性的改革?时代给中国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按经济权威人士——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的观点,未来中国经济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无论什么型,说明中国模式并未成型,从风景这边独好,到时下经济困局,我们只能这么说:无限风光已到险峰!

金融危机诱发性征兆初显

几年前政治导向刊物《求是》杂志发文,称“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我私下在猜测,《求是》杂志如此这般高调吟诵时,有个人已经焦虑到不行,他不是别人,正是新上任的国家总管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刚上任之初,也怀有“全民红利”思想,但接下来大半年时间里,他发现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失灵,那一时期,国家投入的货币总量并不低于往年,但刚性的GDP好像绵花糖一样软绵绵地膨大,李克强意识到必须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铁腕调控,否则一味地开闸放水,崩而未溃的经济将不可能维持下去。

结果都已是世人皆知,2013年6月中旬,央行稍动真格,一直爹疼娘爱,毫无抗压能力的各大国有银行,就凸显钱荒,中国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竟然一夜飙到了25%,股市一泄千里,富豪午间打了个盹就流失几十上百亿元资金,央行迫于无奈,只得重启闸口。

对此,被喻为中国改革派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意味深长地表示,市场已基本理解了央行的“实弹演习”,只是周行长话音未落,他就不得不再施怀柔政策,为亲骨肉们雪中送炭。

这就是中国经济虚弱无力的真实表现,也许很多人都难解其中之谜,为何胡温体制一转手到新一届政府,就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动荡?

其实这与李克强们无关,只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惯性润滑方式有关。2008年,当美国金融危机暴发时,正值中国奥运会盛典之年,保稳定促增长的结果,不是将危机趁势转化为中国产业调整的良机,而是彰显万能政府超越经济规律的阔绰,4万亿救市方案被高调无比地推了出来,当时就有许小年等大批经济学者痛陈这是“祸水”,不出两年,CPI必然疯涨,形成新的量变泡沫,最终将自尝苦果。

两年不到,果然应验,但此时十八大已经临近,政府束手无策,不得不从政治高度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继续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十八大前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稳定,4万亿的2.0版赓即又推了出来,泡沫就这样越吹越大,产业沉苛积重难返,老百姓手中的钱一天天缩水,内心焦灼但强挺硬扛的温家宝心知肚明:这烫手的山芋只能交给下一届政府了去处理了。

但思维脱节、政治敏感的官媒却早已按奈不住太平盛世的狂欢,竭尽汉文溢美之词,大赞风景这边独好!美国媒体也用脱口秀的方式调侃,党支部降至华尔街,连美国都有救了!
没错,中国确实做过金融危机的救火队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诱发时,资本机会主义的商业哲学曾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中国确实成为那次危机最大的受益者。

时间回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时,因着自1989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低靡,中国国家统计口径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已连续9年为负,1997年竟然高达221亿美元,这意味着当年借的外债,差不多又通过地下渠道出逃,重新流出了中国。好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临界点上暴发了,资本趋利避害,向利润最高方向流动的结果,给市场发育不全、经济相对稳定的中国带来一次天赐的际遇,当年资本出逃现象得以遏止并从此逆转,热钱开始大举流入中国,此后十多年里,热钱与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型经济一拍即合,在股市、房地产业和人民币升值热炒中翻云覆雨、神出鬼没、兴风作浪。

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财富集累方式都远不如转轨中的中国来得这般传奇,由于体制使然,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对环境和资源的占有量从优,他们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获利,使中国成为全球权力寻租最大的“角斗场”,生产资料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被反复扭曲,甚至兽性湮灭人性,经济如同纵欲过度的男人,过早透支了明天的健康,导致当下中国社会腐败、农村环境恶化,城市夏天看海,冬天吸霾,国民贫富差距也几近无解。

透支的繁荣一定要偿还

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总导演和主角,这30多年来似乎也显示他们的确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高手,但有一点必须明白,低年级成绩好的同学,进入高年级时,就是从普通学生进入精英学子的过程,身心环境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经济特别值得关注的两个方向是:

一、这几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史无前例,但房地产依然涨声一片,北、上、广土地成交量巨增,差不多大半年时间就超过了上一年土地成交量的总和,而土地增值速度的急速攀升,本身就是对政府自我控调政策的反讽,也说明宏观调控面对失缰的经济已失去杆杠作用,调控反倒加大了行政在经济领域中的支配权,增生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西方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这几年国家货币投入增加很快,但经济却前所未有的疲软,这说明在产业失衡、产能过剩,经营粗放和科技研发乏力的市场环境下,资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方式,又暗暗回流到了房地产业,中国实体经济的分化人令人堪忧。

一个房地产业,足可将中国体制性弊端透彻得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X光和显微镜!

其实,从朱镕基时代开始的分税制,中央政府就已把地方政府就逼上了“自我救赎”之路,作为GDP政绩考核的需要,缺钱缺粮的地方政府要发展,又不能违背法律直接向市场借贷,怎么办?于是各地纷纷成立国企投资公司,以此为平台,向市场融资,土地成为政府资源垄断中最大的抵押品,经营城市变成了经营土地。地方政府的钱袋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为钱途合一的盟友,称其为经济联姻也不为过,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警力参与由开发商主导的暴力拆迁,与民争利,上访潮波澜壮阔,中国房价当惊世界殊!

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就此呈现: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那就意味着金融风险。

几年前,人们就在问,中国金融危机来了吗?患得患失的危机意识下,人们似乎更相信政府攻守全备的调控能力,的确,危机像遥远的传说,让所有预言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但很少有人能在抽丝剥茧中,看到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投资效率与收益都十分低下,而举债发展的结果,使各级地方政府背负了天量债务,单靠财税是没法偿还的,怎么办?唯有印钞。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短短四五年时间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就从60万亿上升到近180万亿以上,居世界第一,中国才是全球最大的“印钞机”。而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国企的债务规模已达175万亿元左右,仅2015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6倍。

据瑞银估算,中国政府为了支撑经济增长,决策层将2016年全年新增信贷目标从2015年的18万亿元提高至23万亿元。按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将超过3倍。
时间像一个永不停竭的沙漏,不断将财富吞进纳出,如今,中国多地方政府债务率都超过了警戒线,贵州省的债务率甚至高达207%,象浙江样富庶的东部发达省份,其债务率也快踩到红线上。举债下的繁荣差不多就相当一位借钱扮帅的阔少,终究是要梦回现实的。

所有繁荣在尖刻、沉重的数据面前,都应当有沉痛的默哀。郎咸平说中国99%的白领会在未来十年破产,沦回贫困阶层,此话虽然有郎式风格的过头,亦显出主流经济学者对中国未来的悲观,我们过去靠政府威权下的“缩骨功”,躲过了两场金融危机,但如果真的要来,不,是早晚一定要来的那场危机,一定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经济阴盛阳虚是注定的了,从今年以来的表现来看,即使再泡沫化地推出4万亿乃至10万亿救市的第N版,中国亦无法再现“高增长”的黄金时期了,印钞的结果,只会将人民币幻化为国民党大陆统治未期的金元券,那时一捆金元券还买不到一个狗不理包子,甚至许多市民入厕用的手纸都是百元大钞。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从周期性衰退遁入到结构性衰退,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透支的繁荣一定要偿还;意味着经济改革将不再是政府主导的修补,而是全领域结构性改革,关于这一点,李克强领导的政府怎么都绕不过去;习大也说,改革由人民说了算!

利益集团改革阻力如同巷战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今年已是第15个年头了,此前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约定并没有水到渠成,全球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屈指可数,欧美绝大多数国家乃至在中国崛起中受益巨大的日本也公开宣布,他们不会承认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地位。

大网网民又是一片“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声讨,并从政治高度认定,这就是欧美纠集日本右翼等敌对势力玩弄的诡计,目的是试图阻止中国大国复兴的步伐。

事实上,我们更应从自身找原因。别的不说,人家政府是服务型的,国家法律根本不允许政府直接参与竞争领域的经济活动;而中国差不多都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银行是政府的,高速公路是政府的,医院、学校是政府的,工会是政府的,甚至连厕所也可以成为政府名下的“小金库”。央企有150多家,地方国企近13万家,说白了,政府垄断了经济资源的70%,规则永远是朝他们制定的,权力寻租成为民企官商合流下迫不得以的求生选择。

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政府数次推出的4万亿救市方案,钱主要流向了国企,这些年国进民退,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政府一直羞于承认,那么事实是: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5年的45%左右,这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这说明什么?说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重回八十年代早中期改革开放初的形态,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的痕迹,这显然是隐形退步。

这样的经济体制的确是中国独门绝学,政府原本想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条件下,利用威权主义的官商哲学,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结果是: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惊人的社会不公、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恶化的环境、扭曲的市场价值、钝化了的产业竞争和毫无创新能力的科技跟风,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前景无疑将黯然无光,在资源耗尽后重回初级产业老路,也就是说几十年经济改革归零。
李克强在上任之初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改革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即使如此,也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王岐山在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也直率地说,我们知道现在所作的只是在治标,但我们要为治本迎得时间。

什么是治本?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回归市场经济的普世法则中去,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所有制将全面改变,政府必须制定一个中长期经济改革蓝图,最终退出市场操盘手角色,真正转型为服务型政府;金融、国企业也将完成“非特色”化的市场改造,主流方向是私有化,想不想做,做与不做,都必然要做,只要中国不走老路(退也退不回去的了),必然要融入“全球同此凉热”的大市场中,成为规则的遵守者。

当然,与此配套的必然是政治改革,渐进稳妥的政治改革是必须的和紧迫的,只当垄断寄生下的国营企业主体性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后,经济的资源配置才会趋于公平,市场才能发挥它最大的能效,而此后,威权才能回归民权,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全民福利。

但现实的艰难令人窒息,看到了和做得到,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治标方面,利益集团的阻力就如同残酷的巷战。

全国现存有上万项各类收费审批事项,几年前,李克强就准备砍掉一半,但刀没下,就遭到各地异乎寻常的顽强抵抗,许多部门花样百出、耍尽手段与中央捉迷藏,隐匿上报的收费项目多次被打回,但仍不死心要拚死一搏,完全是社会百态下的群丑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转型陷阱”!意指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从而使改革原动力丧失怠尽。

世界日趋艰难,李克强手上的牌也并不多,许多大好机会在“今日复今日”的过往历史中白白错失了,小平遗产已不够用,但超越小平,谁都没那见识和魅力,待落到李克强肩头时,还没等卧薪尝胆,金融危机似乎已隔窗敲门,

是退避三舍,还是破釜沉舟?李克强的选择面只能非A即B,仅有沉着是不够的,游离或绕路无非是让危机继续击鼓传花,事实上,以前就是这样得过且过玩大的,一矣被李克强接上手,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手术,省长们的腹部都隐隐发痛,刮骨疗毒已不足为惜,恐怕是一些体制性脏器都得更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资问题,从不争论到重新争论,耗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所有迹象都在显明,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红利正在很消失,并且成为中国的拖累。

纵观2016年以来市场及汇率的起伏动荡,加快了资本外逃的步伐,目前,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开始,仅仅只是局部产业与局部地方的危机的预演。但危机酝酿阶段停留的时间越长,最后引爆时的反应就越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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