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当年党校的“死老虎” ——文革口述史

访人简介:郝春光,女,1950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在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任职,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党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处长、校党委委员等职,享受副部级待遇,1964年因“杨献珍事件”受到牵连,文革期间受到伤害。郝春光文革之前就读于北京市101中学,1968年9月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1979年返回北京,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2001年退休。

文革

1966年,郝春光在北京101中学念初三。

当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有一位老师姓陈,教美术课,1964年,这位老师因猥亵罪被判了刑,因为年龄大,身体不好,正在家保外就医,被一些红卫兵抓到学校,当天就被打死了。

在郝春光所在的班级,还有一位女生,姓吴,她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算是“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文革一来,可能因为家庭的问题,她在精神上高度紧张,有点神经质,因为一张毛主席像,就被红卫兵打了。郝春光回忆:“听说,这些红卫兵把她关押在一间房子里,而那位被打死的陈姓老师的尸体也放在那间房子。从此,这位女生就疯了,直到今天还住在精神病院。”

“死老虎”

郝春光出身于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母亲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而她的祖父、祖母、姥爷、姥姥都是河北地道的农民。

郝春光的父亲师范毕业后,在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校长。中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而她的母亲在冀中地区的家乡配合八路军从事抗日活动,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去了山西。到了1948年,共产党为了培养进城的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成立了华北革命大学。“我的母亲没上过学,却渴望识字读书,依靠自学的文化底子,进了华北革大学习。而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平北抗日根据地任过县长,考入了马列学院学习,”郝春光说。
1949年以后,郝春光的父亲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62年,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杨献珍因支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彭德怀,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批判。此后,中央党校内部支持和反对杨献珍的斗争不断,直到1964年,杨献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被认定为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唱对台戏,再次受到批判。郝春光的父亲是杨献珍班子的重要成员,支持给杨献珍翻案,也因此受到牵连。随即,郝春光的父亲被撤职,受批判,受处分,行政降级,降工资。

在党校这一波政治运动里,大部分任职于杨献珍时期的干部都遭到整肃。有一位教学领导,因为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和羞辱,在党校人工湖跳湖自杀了。郝春光回忆,很多小学同学都随父母分配到外地,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折,到现在都不愿意回党校和当年的小朋友们见面,党校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抹平的伤心之地。“有一位同学,随妈妈去了四川,在文革时死了,听说事情发生在插队时期,他生病了,有些知青抬着他,把他扔到山沟里。就死了。”

由于当时一位副校长的挽留,郝春光的父亲得以留在党校。先是安排了一段学习,后去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

1966年,文革来了,党校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沦为批斗对象,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1964年后上任的校长以及他所任命的干部,而郝春光的父亲虽然此时已经属于过气的“死老虎”,但斗争的烈度不降反升,不断地深挖,不断地上纲上线,直到文革期间最终作出的定性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开除党籍。

“我的父亲有过挨打的经历,那是校外的红卫兵来党校开批斗大会,在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前,所有的黑帮分子都排成排,挨个儿用皮带抽,”郝春光说。他事后告诉家人:自己挨打的程度比当权派轻,人家可能挨十皮带,自己挨三皮带,打人的主要是校外红卫兵,校内群众打人的不多。

平时,党校也会开批斗会,但主要是喊口号,贴大字报。经过多年的批斗,郝春光的父亲适应了这种“另类”生活,心平气和,默默承受。这是郝春光对她父亲在那段日子里的观察。“这或许是父亲后来走过苦难,得享103岁高寿的原因,”郝春光说。

除了批斗及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郝春光的父亲还要参加劳动改造,干各种体力活儿和打扫厕所。后来,中央党校整体下放到河南漯河“五七干校”,在那里也是劳动改造和接受批判,直到1976年返京治病,才结束长达十多年的劳改生活。

相比父亲的遭遇,郝春光的母亲则要幸运得多。郝春光的母亲出身贫雇农,在共产党划定的家庭成分里,她是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在华北革大毕业以后,达到初中文化水平。

调到北京,郝春光的母亲先是在西城区妇联工作,后任北京某街道办事处党委成员,文革一来,这个街道办事处党委班子成员几乎都受到批判,只有她没事儿。“母亲其实是个脾气暴烈、心直口快的人,应该得罪过不少人,但是运动来了,却没有人借机整她,除了出身资历很硬很难整以外,更重要的是,母亲工作为人诚实公道,深得人心,”郝春光说。

在文革最盛的时候,大字报甚至贴到受批判者的家门口。有一张大字报令郝春光的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句话,批判她的父亲“鼓励单干,带头养羊”。实际上,还真有这一回事情,说的是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为了应对吃不饱的状况,党校的干部职工各自在校园里种起了蔬菜和粮食,就像农村的“小片荒”或自留地,能种的地方都给种上了。当时,郝春光的父亲负责党校行政事务,为解决学员和职工的食品供应,实行各种办法:比如在校园里养猪养羊,到内蒙古打黄羊,试验小球藻食品等。

“我的姥爷、姥姥因为在农村吃不饱,母亲将他们从河北老家接到北京,两位老农民除了自己养鸡养兔、捡柴禾种菜,还养了一只小黑羊。但在文革期间,这段往事被翻出来,成为父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桩罪行,”郝春光说。

校区门口走小门

101中学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50年代面向全社会招生。直到文革前,101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声誉是北京市中学里最好的,超过当时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

“文革爆发,学校的教学一下子就冲垮了,校长、老师,特别是那些教学骨干,都受到批斗,”郝春光说。101中学的校长姓王,她的资历特别老,属于老革命干部,但同样遭到了批斗。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教学质量越好的老师,被整的几率就越大,因为整个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都被定为反动,所以,越是教学骨干,越被认为反动。

那时,红卫兵们完全不分青红皂白,以打人为乐,如果学生们恨哪个老师,或者看哪个老师不顺眼,随便找个理由便揍,没有任何道理可讲。郝春光回忆,有一位老师的母亲,因为受到批斗而自杀。她住在101中学的老师家属院,挨斗的罪名是“地主婆”。其实,她很冤枉,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家道早已败落,她本人含辛茹苦拉扯几个孩子,没有享受一点地主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那副与“血统论”相关的对联的出现,与北京其他中学一样,这副对联在101中学也激起了波澜。当时,红卫兵把这副对联贴在校区门口,并且把路口围成一个大门和一个小的旁门,有红卫兵看着。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走大门,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能走小门,“那副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鬼见愁’,我属于黑帮子女,只能走小门,”郝春光说。

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就不去学校了。

“在整个文革期间,我属于‘逍遥派’,没有参加任何学生组织,由于家庭问题产生的消沉让我远离喧嚣,事实上,我也搞不懂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派系斗争,”郝春光说。即便如此,郝春光仍然认为,参加各式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紧跟“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是很荣光的事情。“在当时,哪怕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学生,也都要求革命和进步,希望积极地投身到这些运动之中,这是当时一个大的政治背景。”

“知青救大坝”的故事

1968年9月,郝春光去农村插队。当时,学生们的去向主要有四个:一是去工厂当工人,但这样的名额和机会非常少;二是去生产建设兵团;三是去牧区放牧。在当时,学生们可以填报这些工作去向,但实际上政治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标准,那些有问题的同学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比如,像那些建设兵团,招收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如果他们带着枪跑了怎么办?

“因此,对很多同学来说,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去农村插队,”郝春光说。

郝春光属于第一批赴农村插队的学生。她和其他1000多北京学生一块,乘火车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突泉县,和100多名学生被安置在学田公社,然后又分别安置在公社下面的各个大队。郝春光所在的大队叫胜利大队,一共安排了16个知青,成为一个集体户。这个大队有五个自然村,集体户所在的村叫双合屯。

生产队专门给集体户盖了一所房子,包括五间住房和一个粮仓。5位男知青住东屋一间,11个女知青住西屋两间,中间是门道兼灶房,还有一间仓库放东西。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着真正的集体式生活。

知青们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出工干活挣工分,除此之外,这些北京的学生还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当地农村做出特殊贡献,比如赤脚医生。郝春光所在的知青点出了两个赤脚医生,一位男知青,一位女知青,他们都是通过自学获得医疗知识的。像那些偏僻的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整个大队只有一个医疗点,一个医疗点只有一个卫生员,离双合屯有七八里地远,农民们看病非常不方便。

知青们刚去时,每个人随身都带了一些药品,因此,当地农民一旦有个小病症状,就会向知青讨要一些药片,消息一传开,农民们就纷纷来找知青讨要药片,于是,这两位知青就开始买药,上山采药,慢慢地钻研医学方面的知识。后来,还办起了“大队合作医疗”,成为整个大队的赤脚医生。

直到60年代末,这个村子还未通广播。知青中有一位懂电路方面知识的,在村里安了广播,广播放在老队长家里,各家各户安一个小喇叭。于是,农民们收听广播、村里发通知,就方便了,各家各户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

“插队期间,我所在的知青点和当地农民关系处得很融洽,我们是最早一批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的,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理想主义色彩很浓,这和后来被政策强制赶到农村去的知青有所差别,”郝春光说。

还有一个“知青救大坝”的故事。1970年夏天连日大雨,新修的水库需要泄洪,但泄洪的铁闸门怎么也打不开,情况紧急,需要人潜下水底打开闸门,非常危险。现场的农民没人会水,三个男知青轮流下水去试都不成,有个知青急了,潜下去用手拼命拉铁板,终于拉开一道缝,但突然,他的手被一股急流吸了进去。他用腿拼命蹬,腿也吸进去了。生死之间,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拱那道铁板,岸上的人正着急盼他上来,只听溢洪道里哗的一声水响,一股水流冲了出去!这个知青被急流冲到很远的石滩上,伤痕累累。总算幸运,保住了水库,人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儿。

“除了和当地农民相处融洽,知青点内部也非常融洽,”郝春光说。“安排到学田公社的知青基本上都是101中学的,彼此知根知底。而且,这批人都是主动报名去农村插队的,最后安置到每个大队的,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也有同学带着弟弟妹妹和朋友过来,都是信得过的人,因此,知青点的生活相对自由,这与文革初期社会上紧张的人际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郝春光说,“知青点里有半导体收音机,大家常在一起,什么台都听:美国台、苏联台、福音台……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品,没人当回事。”

郝春光还记得一件小事:1970年,她被抽调到公社供销社去搞“一打三反”。一次供销社开会,她在会议室捡到一支笛子。散会时夹在人流里吹了一句《莫斯科效外的晚上》,旁边一个知青喝住:“嘿!吹什么哪?”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抓一切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苏修歌曲,够上纲上线了。“但是,人们心里已经远离了那些政治宣传的东西,”郝春光说。

《外国民歌二百首》属于禁书,却在知青里热传,郝春光也抄了不少她喜爱的歌曲。在知青中间,还流传很多地下诗歌以及政论文章,其中影响很大的,是张木生批判体制的文章。

插队七年以后,1975年,郝春光去吉林长春读中专,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1977年,被分配到吉林油田工作,1979年返回北京,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直至退休。

“文革把整个教育制度全部砸烂了,”郝春光最后说。“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共产党把那种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成功地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里,所以,文革由领袖发动,并且得到人们的响应,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马萧,出生于1979年,湖南人,从事政治写作。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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